城市化进程中公众健康问题对于城市规划的挑战

0 引言

城市是人口、经济高度集聚的区域，由于城市的设施配套、社会福利及就业条件优于农村，导致人口过快的向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城市病”，其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社会服务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恶化等。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公众健康问题，给城市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之时对健康提出了定义，指出：“健康是指身体，心理和社会状况完全良好的状态”。提示由于个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我们不仅应观察个人的健康，而且还应观察群体和社区的健康[1]。健康不再只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挑战，而成为需要多学科的协同作用达成的目标。

在这一层面上，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存在共同使命，即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但城市规划“传统思想”以功能分区作为核心，注重城市经济发展或城市用地布局，缺少对公众健康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改善公共卫生和民生福祉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的挑战城市规划的“新思想”逐渐意识到公众健康问题，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抵消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后果。国外城市规划对于制定有效的城市卫生计划进行了诸多探索，主要涉及传染病、慢性病及交通相关的公众安全健康问题。

1 国外城市规划在应对公众健康中三大问题的经验

1.1 城市规划对传染病的影响

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反复性、突发性和流行性等特点，近年来多种传染病，如埃博拉病毒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及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接连发生。在传染病发生时，人口集聚可催化疾病快速传播，而快速城市化会带来人口大量聚集，据统计2018年，全球人口的55%居住在城市地区，到2050年，这一比例可能会增加到68%[2]。城市化所带来的公众健康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多学科联合以保障公众生命安全，避免社会经济损失迫在眉睫。

既往研究表明，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对地区及人口密度的控制和监视，成为改善全球健康状况和减轻传染病传播的有力工具[3]。如19世纪中叶英国医师约翰·斯诺(John Snow)在城市规划人员的帮助下，利用地理地图定位霍乱疫情的来源为公共水，从而有效的控制了传染源。英国提出在大城市的区域范围外建设新城，构建“反磁力吸引”体系，将大城市的工业生产职能疏解于新城中，使得大城市的人口开始下降，对城市的人口膨胀发挥一定的扼制作用，从而减轻传染病传播的风险[4]。同样，城市规划师制定规划管理政策，例如社区干预计划，通过强制的社区限制和社会隔离等方式减少人口流动及集聚，来预防和控制登革热[5]，以防止疾病传播[6]。城市规划师与相关专业的设计师建立传染病监视平台，通过开发并利用大数据和基于Web的信息制定传染病监视系统[2]。城市规划师与公共卫生人员协同作用下，建立针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计划，包括制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机构协调运作机制等。对传染病构建复杂的模拟演习，对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建模，以确定最有效的措施来控制传染病的传播[2]。

1.2 城市规划在“城市”慢性病的作用

城镇人口相对享有更优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及专业化医疗条件，对重大健康事件诸如心脏病发作、中风、呼吸衰竭和事故等具有快速反应的优势，但迅速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改变，如空气、水体污染。以及人们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养成，使得慢性疾病逐渐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21世纪以来，哮喘、癌症、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逐渐成为居民死亡或残疾的主要原因[7]。

有研究表明，城市化、城市环境变化与公众健康之间有相互关联的作用。快速的城市化导致城市环境变化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独立且协同地危害公众健康安全[8]。例如城市建筑建造及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和生产过程中可产生大量烟尘颗粒对空气环境造成污染，且可引发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9]。城市交通堵塞引起的空气和噪声污染，废物处理能力的不足引起的土壤污染和水污染等可能直接导致疾病的发生，损害公众健康[10]。同时，近年来公共卫生学家从城市规划角度对于疾病地理及空间相互作用的流行病学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建成环境的各种属性与个人行为和健康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联系及相关性。

介于以上原因，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将个人健康概念提升到城市系统中，建立“3D健康生态”即指，将人、地点和时间归为一个整系统，而从微观，中观和宏观水平发挥对健康影响作用。这一观念指出城市中影响健康的因素与建立健康城市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作用[11]。为此，英国建立了针对苏格兰、威尔士等22个城市的个人健康水平与城市建成环境之间量化表达的高分辨率空间数据库，为建设健康城市提供干预措施而提供数据支撑，通过数据库来预测和分析慢性病社区的问题，对相应的卫生支出进行建模，以达到辅助政府决策的作用[12]。日本为应对城市环境恶化问题，于2007年宣布“减碳东京十年计划”的基本政策，包括碳税政策的制定，如以碳税为手段改变企业生产模式，同时以税收补贴支持中小企业减排[13]。此外其大力发展城市轨道公共交通体系，实行不同时速列车的分道行驶，城市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缓解[13]。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积极生活空间的营造以及合理化的设施配置，可促使人们锻炼身体，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改善肥胖[14]和精神健康[15]。并促进社会互动、社区感，从而保障了居民社会、生理和心理健康，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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