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得病与有病：性病的社会扭曲

在中国，性病是一种脏病。它对于人的危害，主要的不是病，因为除了艾滋病，性病已经很少能够危及生命。性病首先是“脏”，是道德败坏，因为它被认为主要是通过各式各样的非婚性交而传播的，包括同性恋。

因此，性病是一种特殊病，是一种源于生物因素，却被社会文化按照自己的需求，强行命定为疾病的人类躯体现象。

我说得如此耸人听闻，在当前把艾滋病视为洪水猛兽的民间舆论大潮中，实在是政治不正确，乃至罪莫大焉。那好，我们就从生病、得病与有病这三个词说起，把社会对于性病的扭曲娓娓道来。

先说“生病”。这个词实际上省略了“我”这个主语，它是一个人自己向别人表述时的用语，例如“我生病了”。因此它是一个主体建构的产物，是主体自己从主位出发的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一种自我判定。至于自己是不是真的生病了，生了什么病，严重不严重，这些其实并不重要。例如，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伴侣说：“我不舒服。”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的生病，而是在表达某种情绪，尤其是觉得自己受到冷落的时候，希望以此唤醒伴侣的关注。有些小丈夫往往傻到急匆匆地去找阿司匹林，真真是萌死人不偿命。

反之，即使自己真的出现了某些症状，甚至命悬一线，但是主体自己仍然可以表述为“我没事”。在时下玫瑰色的各类情景剧中，往往是久病的父母这样谎报平安，直教人唏嘘不已，断珠连坠。

可是，全天下的医生们都坚决不承认所谓“我生病了”的说法。医生认为那仅仅是就诊者的一种“主诉”，一种感觉，甚至只不过是一种求医的理由。因此，如果您只对医生倾诉“我生病了”，却说不出任何头疼脑热这类的“症状”，那么绝大多数医生会认为您的病可能在脑子里。

结果，“生病”这个词，日益被客观测定的“得病”所排斥、所取代甚至被污名化为“不科学”。也就是说，只有被医生加以判定之后，您得的才能算是病，您才有资格“得病”。简单一句话：您的身体医生做主。所以，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就医之前会说“我生病了”，在被诊断之后才说“我得病了”。

第三个词是“有病”，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拐弯骂人话，乃至扩展到“药不能停”。我说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探究一下，医生又是凭什么来判定您是不是得病的？必定是依据时下社会里最权威的或者最通行的某种定义来做出诊断。也就是说，您有病没病，其实并不是某位医生说的，也不仅仅是医学权威说的，而是您身处其中的那个无孔不入、潜移默化的历史文化所给定的。

您还别不信。早在1677年，显微镜刚刚发明，人类就观察到极小的精子。但是人体内最大的细胞、肉眼就可以看到的、比精子大850倍的卵子，却直到150年后的1828年才被“发现”！ (想想就肝儿颤，那时候火车轮船都到处跑啦，可是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命起源的了解，居然还不到200年。)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时的社会认为，女人只不过是在肚子里把精子养大成为婴儿；就连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提出“女人也有与精子一样的生殖源”这样一种假设，因此也就没有人去检验女性的身体与分泌物。

所以说，社会是科学的土壤，或者花繁叶茂，或者荒芜千年。

回到性病这个主题，我们就可以给出社会学的定义了：“生病”是个体的主体建构，“得病”是科学主义的客观测定，而“有病”则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外制建构。

很多读者都知道，我和我的团队(包括本书作者杜鹃)进行过至少20年的地下性产业研究，所以我就以我们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分三个层次来分析一下生病、得病与有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探索一下究竟是“人有病，天知否”还是“天有病，人知否”。

第一个层次：为什么是病或不是病？

从“得病”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已经变成形形色色的检测仪器的傀儡，有没有“症状”(患者的主诉)越来越不重要。可是尽人皆知，我们的很多“病”平时其实没有什么症状，也并不影响生活。只是到医院一查，就被检验出“病”来了。

我们在现场调查中，屡屡听到“小姐”们谈起各式各样的不舒服，其中有些情况很可能就是性病。可是每当我们劝她们去求医问药的时候，却总是被她们用“没事儿”来搪塞或者回避。直到有一天，一位小姐无意中甩过来一句话：“客人又不知道”，我自己才恍然大悟，痛恨自己年老却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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