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流动双重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及影响因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70万增加至2017年的2.44亿，流动人口在经历长期的快速增长后，开始逐渐趋于稳定并进入结构调整期。1982—2015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加近4岁，年龄中位数增加了8岁，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家庭化迁居模式持续加深的双重推动下，一方面流动人口自身在不断老化，另一方面因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而主动随迁和因健康状况恶化、失能而被动迁移的老年人口正逐步增加。2017年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854万人(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8年，第9-10页。，未来这一比重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

老年流动人口和青壮年流动人口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他们更多是被动流动，加之老年流动人口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衰退，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更容易陷入“衰老”和“流动”的双重困境中。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在整个流动人口群体中最低，其中健康意识薄弱、基本医疗素养较差、缺乏治疗依从性、慢性病防控意识不足以及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之甚少成为制约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使不同地区、不同属性的老年流动人口背后附带的健康福祉和优待政策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针对老年流动人口本身研究其健康可及性和公平性问题(2)段成荣、程梦瑶：《深化新时代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人口研究》2018年第7期，第 27-30页。，这对于提升老年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推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康老龄化实施的关键。

二、国内外文献回顾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在《老年移民和难民健康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多维过程，必须将对老年难民和流动者的需要纳入整个欧洲老龄政策的范畴(3)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Health of older refugees and migrants”，November 20,

关于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整体状况， Kristiansen M，Razum O，et al(2016)回顾了欧洲日益增长的老年流动人口群体，发现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与当地人口相同，但相对重要性、严重性和发病年龄有所不同(4)Kristiansen M, Razum O, Hürrem Tezcan-Güntekin , Krasnik A,“Aging and health among migrants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PublicHealthReviews,,2016,pp.1-14.。Sunha H C(2012)也认为虽然流动人口群体的老龄化过程与一般老年群体大体相似，但确有其特殊性，包括老年人在流动之前和流动期间暴露的健康风险、面临更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语言障碍和低健康素养、影响健康寻求行为的文化因素以及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脆弱性和歧视因素等(5)Sunha H C,“ Testing Healthy Immigrant Effects Among Late Lif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Multiple Indicators”，JournalofAgingandHealth,Vol.24,No.3,2012,。国内关于老年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的研究，在近三年才开始兴起。杨菊华(2018)认为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管理情况较差，无论是总体人群，还是分城乡、分年龄组老年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的比例都不到一半(6)杨菊华：《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018年第4期，第43-58页。；宋全成(2018)采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退行性疾病或成为老年流动人口潜在的健康风险(7)宋全成、张倩：《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第81-92页。；张静茹等(2017)选用流动家庭中的65 岁及以上同住老人进行研究，发现老年流动人口的卫生服务利用率较低，异地就医需求难以满足(8)张静茹、倪冰莹、纪颖、常春、王燕玲：《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利用分析》，《现代预防医学》2017年第19期，第3526-3530页。；楚蓓、于永娟(2015)研究发现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意识比较淡薄，医疗机构选择呈现非理性状态(9)楚蓓、于永娟：《老年流动人口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5年第7期，第856-859页。。

关于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机制，国外学者多从老年人自身的个体特征、工作经历以及接受健康保障的机会等方面来探讨。Kristiansen M，Razum O，et al(2016)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之间的健康差距不断扩大，而且老年流动人群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别；Gubernskaya Z (2015)利用1992—2008年的健康与退休调查数据，估计了50岁以后按流动年龄出生的本国和外国公民的自评健康轨迹，同样发现流动者年龄越大，其晚年健康状况不佳的风险越大，这可能与他们在流入地较长时间处于不利条件下，以及与健康照护的机会有限有关(10)Gubernskaya Z,“ Age at migration and self-rated health trajectories after age 50: understanding the older immigrant health paradox”，TheJournalsof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70,No.2,2015,。除此之外，Sunha H C(2012)发现起初老年流动人群的健康状况通常好于本地老年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及功能状况都不如同龄人，他认为是由于缺乏在流入地的工作经历，同时老年流动人口在医疗保险覆盖和获得正式医疗服务方面存在更多障碍。De Oca V M, García T R, et al(2011)通过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劳动经历、疾病和意外、医疗服务、健康治疗的形成也认为，流动时间、流动年龄、流动发生的条件，均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11)De Oca VM, García TR, Sáenz R, Guillén J,“ The linkage of life course, migration, health, and aging: health in adults and elderly Mexican migrants”.AgingHealth., Vol.23, 2011, pp. 1116-.。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就越好，这可能来自于更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文化适应在流动后期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Gonza′lez H M, Ceballos M, Tarraf W, et al. “The Health of Older Mexican Americans in the Long Run”,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Vol.99,No.10,2009,。而在国内，关于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因素的话题更具中国特色，不同于国外老年人在退休后为追求高质量生活而流动的目的，我国老年流动人口大都属于被动流动，为帮外出工作的子女照顾孙辈或者为家庭团聚而被迫离开家乡，他们相比年轻人更难快速适应流入地的生活，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户籍制度，使得流动人口未被赋予在流入地落户的权利，因而老年人无法获得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与本地老年人同等的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基于此，不少研究从老年流动人口自身的社会融入程度、家庭网络建设以及流入地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情况等方面展开讨论。李升，黄造玉(2018)发现老年人在对流入地的选择方面，除自身因素外，通常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存在明显差异(13)李升、黄造玉：《超大城市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98-104页。；韦晓丹，陆杰华(2017)研究了季节性候鸟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发现老年人的患病史和流入地的社会支持情况可以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健康(14)韦晓丹、陆杰华：《季节性候鸟老人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99-107页。；郑志丹，郑研辉(2017)也证明，来自亲友、家庭和机构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在流入地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15)郑志丹、郑研辉：《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代际经济支持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4期，第63-76页。；还有研究从流入地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公共医疗及社会福利缺位等方面，阐释了其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带来的负面作用(16)梁宏、郭娟娟：《不同类别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比较——基于2015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1期，第94-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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